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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樾的年龄出生年月日资料

admin 发布于 2019-08-29 16:03   浏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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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越 ,原名吴佩珏,曾用笔名王玉。男,1932年5月12日出生,浙江省缙云县人。1946年开始文学创作,1947年参加中国青年文艺研究会,任嘉兴分会会长,主编《青年文艺》周刊。1949年6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三分校新闻系,毕业后在重庆军管会任接管工作员、西南空军司令部通信参谋及文化干事等职。1952年7月转业到地方,任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教育干事。1954年7月调北京,任《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编辑。1956年7月参与创办文字改革出版社(今语文出版社),负责编辑《拼音》月刊、各种拼音课本、《方言与普通线年改正后先后任科学普及出版社科学文艺编辑(创办《科幻世界》)、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编审。1992年年底离休后,出任中国科协《金秋科苑》月刊总编辑,受聘为联想集团顾问。是民盟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协科学文艺委员会荣誉委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缙云县文联名誉主席。

  主要贡献:建国前在嘉兴、杭州、金华的报刊上发表长篇连载一部、中短篇小说、诗歌、杂文共二百多篇。建国后创作的文学作品共29本约1000万字,已经出版的计有: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三卷五册200万字,长篇纪实小说《蒋介石的绝密王牌》一卷30万字、《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一卷28万字,长篇通俗小说《凤鸣复仇记》(与孙凤忱合作)一卷34万字, 长篇风土小说《泰国十日谈》一卷34万字,长篇法制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两卷50万字、《烟花王国的浮沉》一卷36万字、《坠入罗网的猎手》一卷13万字;清末方言小说普通话改写本《海上花列传》两卷43万字、《花国春秋》两卷50万字、《江南浪子》两卷60万字、《水浒传(少年版)》三卷36万字;科幻小说《古尸复活记》一卷6万字,长篇叙事诗《岷江三爪龙》一卷三千三百多行;正在写作中的有:《吴越评水浒》两卷90万字。另有电脑教材《21世纪最新电脑实用教程》(4册)、《青少年实用电脑知识丛书》(20册)、《中小学信息技术实用课本》(中小学各6册)、《家用电脑实用详解》(3册)、《电脑打字无师自通》及《娃娃的电脑世界》、《家用电脑常用外设》、《电脑小游戏详解丛书》(一套10册,已出3册)等共55本约1000万字;杂著《怎样打麻将》一卷12万字。获奖的中篇小说计有:《凤归何处》获《人民文学》杂志首届“银杉”文学奖,《城隍娶妻记》获《山海经》杂志优秀文学奖,《婺女深仇》获《艺术馆》杂志优秀文学奖,《阳光下的罪恶》获《热河》杂志“神笔”奖,《我的舅舅是神偷》获《章回小说》第四届“当代优秀章回小说”大奖。包含全部文学作品的《吴越文集》电子书光盘版,已经由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于2003年出版;《吴越文集》(网络版)已经有国内外16家网站先后上载。

  已经定稿而未曾出版的小说有:《二劳改和女人们》一卷34万字,《魔鬼与天使》一卷34万字,《九死还魂草》四卷80万字、《艳遇与奇遇》一卷34万字、《新编济公传》两卷60万字、《秦淮风月》两卷80万字、新编“三言二拍”五卷150万字;正在写作中的有长篇小说《悲欢岁月》三卷150万字(与戴春合作,已完成一二两卷100万字);学术著作有:《浙江缙云方言初探》40万字,《汉语世界语大词典》80万字。中短篇小说、杂文及语文评论等共约100万字,尚未结集出版。

  主要政治见解,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至今没有肃清,阻碍并影响社会进步,因此所有作品大都以反封建专制为主题。一生追求朴实无华尽量口语化的白描文风,晚年作品小有成就。

  可谓出生书香门弟,其父吴颐人是上海著名老艺术家。北京青年演员,曾在《和平年代》、《口红》等电视剧中大放异彩,吴越还因电影《菊花茶》获得2001年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吴越从出道开始,她在北京比上海待得时间多,认识的人也多。吴越说她成熟比较晚,学会下小饭馆吃饭、泡吧都是来北京以后的事,可以说是“生活能力开始于北京”。

  中学时代,吴越读寄宿学校,这里培养了她的独立性,老师除了功课其他管得很少,吴越称自己为“野孩子”。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上戏表演系,上大学的第一天晚上她就特别兴奋:以前都是晚上9点半熄灯,大学可以玩到11点半。

  吴越说自己的成长从大学开始,真正独立生活。一星期回一次家,父母很相信她会自己保护自己。

  大学四年,吴越从来没拍过广告,没挣过相对比较容易的零用钱。第一个走出校园接的戏就在北京,第二个还是在北京,如此众多的机遇让吴越觉得北京人更会赏识自己。即使是40集的戏,她试了一下镜就定了。吴越无疑属于很顺的演员,从来没有像一般演员被导演挑来挑去。

  毕业以后,吴越分到上海人艺,也跑过龙套,她说自己受不了坐两个小时汽车到剧院排10分钟戏的工作,就辞职了。

  现在,父母在上海,她哪里有戏在哪儿,其他时间一般待在北京。每次回上海,自己很安静,而到北京,感觉是到了一块沸腾的地方,有生命力,有很多高兴的事情产生,还有热情的朋友。

  你只有比一般人更懂得生活、贴近普通的人,才能真正接触到百姓。戏 演得好的人,生活中不做作,有亲和力,像人们熟悉的那些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我向往这样的生活状态。

  圈内好友:赵文卓、夏雨、于荣光、何中华、王绘春、宁静、郝蕾、袁泉、陈昭荣

  在安徽省安庆市西门外平头山畔,矗立着一座烈士陵园。这里安放着9位辛亥烈士的遗骸。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烈士墓”,并亲撰祭文。文中有“爰有吴君,奋力一掷”句,就是颂扬著名烈士吴越为揭穿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五大臣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壮举。

  吴越,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县高甸人,出生于1878年,其父是一位塾师,家境清贫。吴越8岁丧母后,随父就读。他在少年时期就表现了见义勇为的品质。吴越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进步很快。时值戊戌变法前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办的一些杂志,学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和光绪帝颁发的一些变法谕旨。虽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下去,但在一段时间内,吴越把康梁主张看成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吴越年岁稍长后,曾一度在清苑县支应局担任司事。不久由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吴汝纶是清末的一个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作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他是吴越的堂兄,对吴越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深为吴越所推崇。吴汝纶曾经对吴越说:我们国家所以如此落后、贫穷,不如西方国家,主要是没有新式教育,培养不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人材。他告诉吴越:创办新式教育,是救国强民之道。

  吴越在高等学堂读书时非常刻苦、认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堂曾叫他充任学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并发给“品端学粹”的牌示,以资鼓励。他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按照吴汝纶的教诲,用很大的气力来创办两江公学。 当时,两江(指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那时安徽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后安徽虽独立建省,但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总督仍称两江总督)在保定的子弟不少,人们酝酿成立—所两江公学。吴越同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几个同学积极参与学校的筹备工作,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劳碌。

  办学的校舍定在两江会馆。但会馆为当地驻军所盘踞,而且态度蛮横。吴越找到直隶布政司杨士骧(安徽泗县人),经吴越恳切陈词,杨始出面交涉,又花了不少钱,才设法把驻军从两江会馆迁出。校舍落实后,吴越起早摸黑地筹募基金,修葺房屋,添置教具、图书、桌椅。一次,几个同学来访,吴越正在粉刷房屋,满头、满身都是石灰,大家笑着说吴越成了个“粉人”了。经过紧张的筹建,两江公学开学了,百余名学生得到了就读的机会。

  两江公学开学后,吴越和几位同学分别担任了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学任务。吴越搬进公学,朝夕与学生相处,以全副精力管理好学校。他还同一位叫金慰农的同学共同主办了《直隶白话报》,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在两江公学的影响下,保定私立学校发展很快。当时人们评论说:庚子(1900年)以后全国学风日盛,保定一直走在前面,保定办学又自两江公学为发端。

  吴越在戊戌变法时曾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以后一直信奉康梁学说。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他阅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许多著述和论文,思想起了很大变化。

  他后来在《暗杀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红财神报。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对康梁非议,他还站出来为其辩护。他读了许多革命者的著述,如:《中国白话报》、《警世钟》、《自由血》、《黄帝魂》、《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等,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推翻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因而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

  在两江公学宿舍里,每天深夜,一灯如豆,吴越埋头书案,用心阅读鼓吹革命、强烈反清的图书报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详尽具体地记载了清军入侵时在嘉定和扬州两地所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清军在攻占扬州后,10天内屠杀人民达80万人。吴越读后拍案而起,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政府。《革命军》的青年作者邹容,在这部震撼华夏的巨著中怀着满腔悲愤,无情揭露清廷罪行,沉痛陈述“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危险,大声疾呼地号召亿万民众不惜掷头颅,洒热血,与清廷决一死战,“把中国大陆变成干净的土地,达到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的目的”。邹容的这些话使吴越革命激情汹涌澎湃,他深深叹服这位年轻作者的革命胆略和绝顶才华,又为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将他瘐死狱中而切齿痛恨。《猛回头》作者陈天华,为了抗议清廷勾结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愤而投海自杀,以唤醒国人的壮举,使吴越激动不已。他决心以邹容、陈天华为榜样,必要时以身殉国来唤醒民众。

  吴越革命思想的萌生和发展,除得助于进步书刊的引导外,著名革命志士赵声对他的影响,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赵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人,早年赴日本考察军事,结交了黄兴等革命党人,加入同盟会,回国后积极开展活动。

  1911年4月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成疾,病逝于香港。民国成立后追赠赵声为上将军。

  1904年赵声北上保定,投新军从事革命活动,经革命党人潘赞化的介绍,得以会晤吴越。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食则同桌,卧则同榻,推心置腹地倾心相谈了几个昼夜。赵声的到来,使吴越眼界开阔,革命志向更加坚定。赵声也为吴越的气概所感动,两人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以兄弟相称。他们在一起谈论得较多的是革命道路问题。他们都认为康梁的保皇立宪主张是一种误国误民的反动主张,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但在具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吴越主张暗杀,就是以突击的方式杀掉清廷反动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如慈禧、铁良等,藉以达到革命目的。赵声则主张采用发动武装起义的办法来实现革命目的。他恳切地劝告吴越:纵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杀掉了一两个满清贵族,还会有其他的人来代替,所以暗杀并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吴越虽然觉得赵声说得有理,但他认为在当时政治气氛沉闷的情况下,暗杀与革命比,暗杀易,革命难。他对赵声说:今后我从其易,你为其难,我搞暗杀,你搞武装。至于说到进行暗杀会遭致杀身之祸时,吴越慨然地说:我已将此身许国救民,为革命事业即使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今后提大军北上为我报仇雪恨的,必定是你。赵声虽然不同意暗杀主张,却为吴越这种慷慨赴死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当下两人挥泪告别。

  赵声辞别吴越在回南京时,绕道北京,找到革命党人杨守仁,将吴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希望他能去保定帮助吴越建立革命组织“北方暗杀团”。杨守仁也主张进行暗杀活动,在日本横滨留学时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革命党人能制造炸弹,从杨守仁开始)。杨守仁遵照赵声的嘱托,专程从北京秘密赶到保定,找到吴越。他们商定,第一批参加的有吴越、金慰农、杨醒余、马鸿亮、金燕生、张啸岑等6人。

  第二天的深夜,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举行了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杨守仁对大家说:今天我应赵伯先、吴梦霞两位的邀请前来保定,为大家主盟,成立“北方暗杀团”。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参加组织的成员都要忠贞不渝地为我们的宗旨努力奋斗,“120岁才是共同心愿”。今期特马诗句不泄密、不叛变,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问大家:“能做到吗?”6人齐声回答:“能!”声音虽然很轻,但语调沉着而坚定,反映了6位革命者为革命贡献一切的坚强决心。在举行入盟仪式的次日,杨守仁就秘密地回到了北京。

  从此,吴越经常同北方暗杀团的同志研究如何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分析:慈禧深处内宫,奕勖深居简出,暗杀不易得手,唯有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所以他们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吴越购买了一支日本产的小型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的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早晚把他当作靶子练习瞄准。这一时期吴越还把自己的革命思想随时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预计杀铁良的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等12篇。在这些著述里,吴越表达了他为国锄奸、舍身取义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吴越壮烈殉国后,《民报》的增刊《天讨》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

  当吴越等人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的时候,杨守仁再次从北京来到保定。吴越向他汇报了准备的情况。杨守仁问:你们打算刺杀铁良,用什么武器来进行呢?吴越出示日本制造的小手枪。杨守仁看了微笑说:这是东洋货,用它来打狗,尚且打不死,何况是要刺杀警卫森严的铁良?他说着从包里取出一个大纸包,对大家说:我带来了一件利器,比手枪厉害万倍。他打开报纸,露出一个铜的圆罐,直径约3寸,四周固封,像一个食品罐头。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杨守仁说,这是我自制的炸弹,明天到郊外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

  次日,杨守仁、吴越和北方暗杀团的成员来到保定城外数里的一个山谷中,这里树密草深,乱石嶙峋。他们安排两个人坐在高处山石上望哨,其他人在一块巨石下面刨了一个洞,把土制炸弹埋在洞里,将炸弹引线牵出来,又找来一些易燃的枯枝,摆成几米长的一条导火线。并同炸弹引线相联结,而后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隐蔽好。杨守仁和吴越点燃枯枝后迅速跳到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枯枝在燃烧,眼看就要烧到引线了,但奇怪的是炸弹并未引爆。又等了一会,还是无声无息。于是吴越、杨守仁奋身跃出坑外,跑到埋炸弹的地方察看,原来枯枝在中途熄灭了。他们赶快将枯枝重新点燃,迅速转身跃进土坑,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土石飞扬,浓烟弥漫,炸弹成功地爆炸了。炸弹周围的石头被炸成碎片,飞向四边,弹坑旁边的树枝也被弹片削去很多。

  土制炸弹的引爆成功,给暗杀团成员以很大的鼓舞,吴越尤为高兴。他向杨守仁及北方暗杀团请求了暗杀铁良的任务,离开保定,来到北京,寄居桐城试馆,经常怀揣炸弹,寻找铁良。然而铁良曾在一次遇刺中几乎丧命,因而经常居家不出,而且防范甚严,以致无隙可乘,吴越只好滞留京城。

  1905年,当时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清廷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清廷的这一骗局,容易蒙蔽群众,松懈斗志,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杨守仁同吴越进行了商讨。杨守仁说:如果清廷的骗局麻痹了民众,清廷的反动统治就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国家恐怕就永远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吴越听了心情也十分沉重,他思索片刻后慨然地说:我用你制造的炸弹去把五大臣炸死、,以此唤醒民众,粉碎清廷阴谋。杨守仁听了心中为之一震。因为当时土制的炸弹没有电器装置,引爆的线头又不能过长,点燃后来不及掷出去就可能爆炸,投弹人就会首先牺牲。杨守仁十分为难,觉得那样太危险了。吴越急切地说,现在事情迫在眉睫,顾不了许多了,只要我能炸死五大臣,使清廷立宪骗局破产,使天下志士和百姓坚定倒清信念,我虽死无憾。杨守仁为他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吴越的意见,并就如何接应吴越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1905年9月24日,这天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日子。天刚亮吴越就起身,打扮成仆人的模样,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这里岗哨林立,警戒森严。吴越夹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地混进了车站,走上站台,踏上了五大臣乘坐的高级包厢,急急地向车厢里走去。这时一个卫兵拦住他问:你是跟哪个大人的?吴越回答是跟“泽爷”(即载泽)的。恰好这个卫兵是载泽的侍卫,觉得面生,顿生怀疑。又问:你是几时跟泽爷的?吴越说:最近才跟的,边说边往里走,这个卫兵拦住了他说:且慢,待我问过泽爷。吴越恐怕事情败露,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信,他正要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料列车已经发动,车厢砰然相撞,随着一阵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并且迅速猛烈爆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烟雾弥漫,车穿地陷。吴越壮烈牺牲,盘问他的卫兵身受重伤,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当时正阳门人喊马嘶,一片混乱,各大臣官吏魂飞魄散,狼奔豕突,五大臣被吓破了胆,逃回府邸后龟缩不出,哪还敢去出洋考察?连慈禧得知正阳门消息后也惶惶不安,一度躲进地下密窖。

  吴越这次英雄壮举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北方暗杀团”成员、吴越好友马鸿亮事后撰文写道:这次事件“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已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震环球。徐烈士锡麟、熊烈士成基,相继起于皖,黄花岗诸烈士发于粤,武昌举义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

  吴越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南京,赵声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发誓要为吴越报仇雪恨。消息传到东京,著名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吊吴烈士越》的诗一首,诗中有: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5月26日,在北京桐城试馆的礼堂里隆重举行了追悼吴越的大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徐谦、章太炎、蔡元培等讲了话。吴越的遗体被送回安庆,举行了隆重的葬仪。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时牺牲的8位烈士一起安葬于“皖江烈士墓”。 1929年安庆市将最繁华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吴越街。在吴越的故乡桐城县,建立了吴越祠,办了吴越中学、吴越小学。吴越的名字将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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